中华饮食文化精神(2)

白石老人的画。在中国的文人画中，一些简单的器具和食物常被当做描绘对象，体现出一种安贫乐道的情趣。

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更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最美好，最值得人们回忆与追求，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含哺而嘻，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了，嘴里还含着点剩余食物无忧无虑地游逛，这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先秦哲学家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庄子尚且如此，那么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墨子、商鞅、韩非等人就更不待言了。尽管这些思想家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存在很大分歧，但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却都执着于现实人生，追求的理想不是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或光怪陆离的奇思幻想，而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小康生活。所以，《论语》、《孟子》、《墨子》才用了那么多的篇幅讨论饮食生活。饮食欲望，一般说来容易满足，“啜菽饮水”，所费无几，即可果腹，所以人易处于快乐之中，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乐感文化，是有理由的。

当然不能说先民没有过痛苦的追求，古代无数抒情诗篇中充满了感伤情绪。屈原就曾感慨：“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也表示过：“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并见《离骚》）。他感到时光急迫，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奋斗的路也很长，可是人生短促，时不我待。这种痛苦和感伤在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很浓或十分真诚的诗人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也应看到在相当多的诗人身上也有浓重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味。但不管是谁，当他们离开了诗人情绪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奉行中国人的生活准则的。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刚刚感慨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对于人生短暂寄予了无穷的悲慨，可是诗人善于自解，用相对主义，抹杀了长短寿夭、盈虚消长的差别，后面马上就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吃喝解决人生的苦闷，因此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说“惟食无忧”。

至于指导人们生活与思想的哲人也只是密切地关注着现实人生，教导人们以微小的现实满足为追求目的。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皆见《论语》）孔子或表达自己的志趣，或赞美弟子颜回都是为人们作示范楷模，这里简单的、粗糙的食品就是道德高尚的象征。虽然这些都打着“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幌子，但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把它放大到最高倍数，也不过就是实现“大同社会”。而大同社会的标志仍是人人吃饱穿暖，所以后世有些道学家把“道”解释为“穿衣吃饭”，也无大谬。

在西洋，古代思想家们对于吃饭问题上似乎没有像中国哲人那样倾注了这么多的注意力，更不会把它提高到“天”的高度认识它。与我们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男女情欲或情爱的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无论是基督教的关于人的原罪意识，亚当和夏娃的传说，还是古希腊哲学中（如柏拉图对话录）把“爱”这个个人私情看作对美的本体的眷恋，并把它看成是对现实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成为西方哲人文化思考的基础。而情欲生殖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就是对生殖个体的否定，因而“爱”本身正像西班牙现代思想家乌纳穆诺所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生命的悲剧意识》）这些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和西方人性格都有潜在的影响。

中西文化在人类两个最基本需求（食和性）上各有偏重也是中西思想的重要区别之一。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

吃饭分主食副食、用“炒”的烹饪方法、有自己命名菜肴的方式……这些有形的特征，使中国饮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中国的饮食有它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文化与外国的、特别是欧美――也就是西洋的饮食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其实这些特征从一些最表面现象中都可以看得见，往往是“形而下”的，停留“器”的层面东西，所以大家习见而不鲜。

比如我们吃饭分主食副食，连食品店也分成“主食厨房”、“副食商店”。这一点在欧洲就不明显。1980年胡耀邦作为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设国宴宴请，共有七道大菜，其中有一道是“鸡蛋炒饭”，这令中国人很奇怪：明明是主食怎么算一道菜呢?我们这个主副食观念还不是现在有的，早在先秦就有了。《黄帝内经》就有这样的句子“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粮食被视为主食，而“果”（水果、干果）“畜”（肉类）“菜”是副食。而且主食的地位高于副食，这虽然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有个故事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