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6)

到了2004 年，写第二本书的时机似乎已成熟。他在给我的信中描述他最初的创作动机：“我感觉那像一次冒险—《江城》已经成功了，我知道最简单的事是写一本和它很像的书。但是我希望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他对陈梦家和考古的故事是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很想知道能否把它和当代中国联系起来。“但我仍然有点担心那是否能成功。”

2006 年出版的《甲骨文》很快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它和浓郁个人叙述风格的《江城》完全不同，这本书在那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复杂精巧的结构，主题的延伸度，处处都显示着何伟的写作野心。他试图去把握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尤其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是如何去回应这瞬息万变的中国。

对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江城》里的故事还有点偏远—许多年轻人无法想象有那样一个世界，那么《甲骨文》则充满了直面现实的场景。从四川前往深圳打工的艾米莉，在浙江教书的威廉，在雅宝路做黑市货币交易的波拉特，还有穿越时空去探索的陈梦家的故事。何伟成功地把历史和现实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自2007年以来，尽管许多人无法看到这本书，但那些故事最终一个一个慢慢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流传。而最近二十年来，几乎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去认真描述过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

在中国，许多优秀的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已经无法对今天的中国进行精确的描述。而那些生活于此的作家，他们似乎有各种原因去解释。政治问题，各种审查—但何伟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在接受上海一家英文网站的采访时，何伟提到此事，他说自己接触到的中国作家对那些小人物毫无兴趣。

“有许多文化上的原因。”他说，“一方面，知识分子向来轻视农民和工人，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寓言式的小说，它们往往沉重而枯燥。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肯多花时间和打工者、工厂老板在一起，去写他们的故事？他们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活力所在。我想，在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之间有一条鸿沟。”

某种程度上，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何伟会在中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不止一个人告诉我，读了何伟才读到真正的中国。即便是外国记者，他们也很少像何伟这样，把注意力长期放在小人物身上。“何伟擅长把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写成一个时代的象征。”Mark Leong 对我说。他是一名华裔摄影师，也是何伟长年的工作搭档。

但对任何摄影师来说，何伟的文字都是一种挑战。《纽约客》的编辑常常对Mark Leong 说，去拍几张和何伟文字一样优美的照片—“但那非常难。大多时候你无法达到和何伟的写作一样的深度。”他告诉我，“有时候，观察同一个地方同一件事，何伟的思考角度都不一样。他还拥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擅长把一件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

有一次，当他们一起在蒙古采访时，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那天颠簸得很厉害，整个身体几乎都半跳在空中。他看见何伟依然把笔记本搁在大腿上，不停地记录着谈话。“他写东西太快了。”Mark 对我说，“每次他发邮件给我们，总是非常长。也许是某个故事的初步想法。但即便那只是一封信，也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他天生是个作家。”

8

2011 年3 月的一个午后，200 多人听了何伟的讲座。涪陵师范学院（如今已改名长江师范学院）的报告大厅挤满了学生。为了限制人数，每个班只允许来三个人。他们几乎都是何伟离开这里很多年后才招进来的。面孔是新__的，讲台是新的，教室是新的，就连这个校区也是新建的——从这里再也看不到江水。

何伟在涪陵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前一天上午，当我们在涪陵宾馆大堂碰面时，他已经在老校区做了一次讲座，和艾米莉去江边走了走，和几个朋友吃了饭，那天中午他还要和当地的几个官员共进午餐。但也许最令人期待的，是周五晚上和他以前的学生的聚会。如今他们大多都分散在涪陵的各个地方当老师。许多人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他。

何伟的演讲一半是中文，用来叙述他在中国的故事，一半是英文，朗读他的新书《寻路中国》。他曾告诉我，那可能是他写作技巧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唯一翻译成简体中文的书中，何伟详细记录了他驾车沿着长城在中国西部的旅行经历。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京郊区一个名叫三岔的小山村。像他多年前对美国小镇和涪陵的观察一样，描述小地方仍是何伟最迷人的写作。

他在一封信里对我说：“某种层面上，三岔那个章节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文字。试图去描述中国农村总是非常困难。你必须有很大的耐心，不得不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从不会坦率地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接着写道：“但我和魏家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友谊。那对我很重要。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友情，我也许在中国不会待那么久。”

何伟在2007 年离开中国。他和妻子各携带一个写作计划，在美国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寻找可以写作的地方。在一篇给《纽约客》的文章中，何伟讲述了他回到美国后的种种奇特经历——有好几次，推销商品的人误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的妻子Leslie Chang 是一名华裔，而阴差阳错之间他的名字被叫为Peter Chang。他给那个故事取名为“Go West”。他那时才发现，美国人是多么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中国人却很少谈论自己。他引用一个乡村音乐歌手Morris Mott 的话说： “你的故事是你能用到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不仅能对抗你的敌人，还能给其他人带来光芒。”

李雪顺负责安排了何伟在涪陵的两次讲座。即便大多数学生从未看过何伟的书，但他想让现在的学生听听这个美国人的故事。那天下午，他坚持要带我们去参观新建的白鹤梁博物馆。何伟曾在《江城》中用一个章节来讲述白鹤梁的故事，那是一块古代用来记录水文的岩石。他曾担心三峡大坝会毁掉这个古迹，但政府投资2 亿元在水下把它保护起来。

像往常一样，李雪顺不停重复着，哪一块石头被何伟写过，哪一段刻纹曾经出现在书里。然后他告诉我，他正在重新翻译《江城》。等待出版。我问他那会有问题么？“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摇摇头说，“但这里的政府依然对它漠视。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江城》放到新华书店专门介绍涪陵的那个板块。那是宣传这个城市最好的方式。”

对于《江城》，何伟有次在信里告诉我，有些地方可能写得有点过头了，但那并不会让他否定那本书。“我想，那本书的力量在于，它来自某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涪陵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迁中，那些学生也是。”他写道， “我也是在那个期间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