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3)

在牛津大学，奖学金的组织方对何伟似乎很失望—很明显，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他们更喜欢那些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的人。他在牛津学习创意写作，但对许多英国人来说，那不是一个正统的文学课程。某种程度上，其他的奖学金获得者都自认在未来会非常成功。但何伟认为这种妄自尊大，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优秀的非虚构作家最好让自己站得远一点，试着去理解别人。

牛津大学的经历，让何伟再也不想和Rhodes 沾上关系。1994 年夏天，他毕业离开英国。他准备从欧洲绕到俄罗斯，然后从东方回到美国。他对俄罗斯怀着文学憧憬，却碰到了糟糕的经济现实。他搭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这里和俄罗斯迥然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空气中充满了交易的活力。

回到美国后，何伟将这趟旅程的经历写成故事，发表在报纸上。之后一年，他到处旅游，写一些旅行见闻。1995 年，他再度申请和平工作团。这一次他主动要求前往亚洲。他并没有对和平工作团的招募者说出他的真实动机。其实他很想有点时间写作，但又不想再回学校读书，而且他无法想像去做某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在涪陵，他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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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有一对细长的眼睛，眉毛清淡，颧骨高耸。在《纽约客》的那幅插画上，她就像美国人眼中的花木兰—何伟在那篇文章中讲述了她前往深圳打工的故事。她的名字来自《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1996 年，她是涪陵师范学院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她说：“何伟上第一堂课时，我们就喜欢上了他。但第二天，亚当又来给我们上课，我们好像就更喜欢亚当—他又高又帅。”亚当是另一个和平工作团志愿者。但几堂课之后，她又变了：“何伟每一次给我们的作业批复，都非常认真，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艾米莉也是何伟在涪陵第一个注意到的女生。她聪明敏感，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在她毕业后去深圳工作的那段时间，她偶尔会给何伟打电话，写信。他们像朋友一样保持着联系。几年后，在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中，艾米莉的故事是最令人动容的部分。

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在涪陵见到她。我们坐在山顶上的一个公园，俯瞰着长江和整个市区。她前几天刚见了一次何伟。他们沿着江边散步，去新建的白鹤梁博物馆逛了逛，谈论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何伟问她为什么要从深圳回来。她说，在深圳也许思想会自由一些，但回到涪陵，她也许可以改变一些东西。她如今在涪陵一家小学当老师。对于这些学生的选择，何伟几乎从来不给出确定的建议。“但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首先会想到他。”艾米莉告诉我，“和他谈话之后，事情似乎就明朗起来。”

在北京居住时，何伟偶尔会回涪陵一趟，沿江顺流而下。在2002 年的一次返乡（他常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旅途中，他写道，“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为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但新城区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高高坐落在河流上方的山丘上。”

仅仅四年，涪陵几乎变了模样。在《江城》里，何伟对涪陵的第一印象是那些开辟成梯田的山丘，他注意到人们如何改变大地，将它开垦成一阶一阶令人眼花缭乱的水稻田。他用一种巨细靡遗的方式去描述涪陵城里的大小人事，就像Gay Talese 笔下的纽约，那些石阶上的理发师和补鞋匠、道教算命师、牙医地摊、还有那个定期摆摊的江湖游医。他以好奇的眼光叙述这一切。

在涪陵的第二年，当新鲜感和少许的挫败感过去之后，何伟开始习惯这里的生活。一星期的每一天，一天的每个时候，他在城里都有例行的活动。早上，他会去南门山，坐在公园里看着这个城市醒过来。到了周二下午，他会找那个本地摄影师聊会天，然后去望州公园。周一晚上，他去中山路热闹的街道闲逛。而在星期天，他去附近唯一的教堂，和神父聊天，漫步到旧城区，看着铁匠在河边工作。在涪陵，人们已经习惯这个美国人到处晃荡。

但对何伟来说，他更多的乐趣和美好回忆都在学校。起初，他从美国带来的一切都令学生印象深刻：他老是带着一瓶水上课，总是喜欢在教室走来走去，他上课居然随随便便搔痒，他笑起来的声音也那么可笑，至于那只洋鼻子，它的长度和挺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何伟喜欢看到学生们提到这一切。他说，“我简直想不出，有哪一种工作比我的更好。”

在涪陵，何伟从未放弃他最初到这里来的动机。他相信这两年的经验，会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希望写作这件事会自然而__然地发生—他用心观察，勤做笔记。最后，当他觉得准备好了，就动笔写。

1998 年，何伟回到美国。在密苏里州父母的家里，他花了将近5 个月的时间写完《江城》。每一天，他早早动笔，很晚收笔，记忆驱使他加速写作，他担心自己会失去涪陵生活的新鲜感。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这本书从未失去信心。尽管他已经感觉到某些压力，没多少存款，也找不到工作，他29 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一直试图专注在写作上。

但写完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何伟什么都干不了。两年的涪陵生活和持续的紧张写作让他筋疲力尽。未来仍是不确定的。他后来告诉我，“那是我人生中唯一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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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中国。“假如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自己对中国的感觉，那么这也不足为奇。”在199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道，“自从西方人踏入中国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曾写下了多少有关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搞不懂中国。”

在《可汗的伟大国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一书中，史景迁将西方对中国的写作和想象，从马可波罗到卡夫卡，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综合概述。几百年来，西方人一直试图去了解这片土地，但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那么轻易被概括和理解。在整个西方世界，几乎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出版过更为丰富的中国研究作品。但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惘、越是摸不着头绪，也许，我们就越接近那最有魅力的东西：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