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史恒侠《时尚先生》6月人物专访

陕西人史恒侠 

03年春节后，北京中了加缪的毒咒。昔日热闹的大街上，仅有的几个大白口罩行人眼神闪烁，饭馆酒吧里苍蝇寥寥，只有消毒水喷壶在欢唱。一场叫做非典的病彻底将这个声色犬马的大都会变成了小城。

陕西人史恒侠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北京。与无数北漂族一样，她也经历过工作不如意、考试失败和闭塞的外省生活，也与无数北漂族一样，她怀有外省青年的梦想，她的目标是北大研究生。 

“我年轻的时候思想很传统，虽然从小身材相貌都出众，但我一直看不起演艺界。进北大，再以自己的才艺脱颖而出，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史恒侠毕业的陕西理工学院，她说她是全校闻名的美女，进校学生会当干部，只交了一张照片就全票通过了。求学期间她因为一次车祸回家休养，仰慕她的人一直追到她家门口。红颜薄命，她说自己。在02年之前，她已经经历了一次考研失败。 

来北京之前，家乡的朋友劝史恒侠“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她回答：“我要做凤头”。 

这一切很像是某种机缘巧合——人们称之为阴谋。当生活被迫紧缩，膨胀的不是思想，而是时间。在足不出户，气氛肃杀的春日里，除了疾病快报，人们很难找到其它的关注点。春节后，北大和清华的校内BBS上出现了史恒侠的照片，马上遭到热捧。她说，那些照片是她“在公园中练舞的时候被人拍下的”。在网上她自称“火冰可儿”，昵称为“清水出芙蓉”，“那时我年轻，有气质，身材特别好，我的照片被顶到BBS头条，人们说我像芭比娃娃，把我夸得跟非人类一样”。 

史恒侠的第二次考研也以失败告终，之后，她将照片放到网上为自己创办的塑身舞蹈协会做宣传，舞蹈班从免费改为收费，5元1次，50元13次，“学生们都好喜欢我，还有老师推荐我去艺术园做迪斯科领舞。我的舞蹈班也经营得不错，我还买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从03年直到04年，北大清华两校中，“火冰可儿”风头无两。不久各类媒体都注意到了她。非典后的北京，“芙蓉姐姐”横空出世。 

有人不断怂恿吹捧她，让她愈发相信自己美丽无比，也有人痛斥她是网络庸俗化和恶俗化的代表人物，还有人将她与木子美等网络性明星相提并论，认为她在炒作自己。“我恨媒体，我恨死媒体了”，史恒侠说。在她看来，媒体妖魔化了她，“媒体引导网民，把我塑造成一个丑，胖，自恋，变态的怪物”。 

非典过去7年后坐在小饭馆里谈到的这些事，显然不像是个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题材。饭桌上，史恒侠夹起助理为她蘸好醋的木耳，缓缓送入口中。当天下午拍摄前，摄影师悄悄地问：“我怎么称呼她？”而她显然也已经不再习惯被称呼为史恒侠——她的助理甚至阻止她透露这个名字——天真到了完全无视网络媒体的洗劫能力。 

饭桌上，史恒侠讲了一个寓言：“一个美女来到丑人国，丑人一拥而上，打她，骂她，扯她的衣服，把她抓得满脸伤痕，终于，美女也变成了丑人。”而早些时候，在化妆间中，她的紧张把化妆师弄得满头大汗，“我心急，很怕自己不漂亮”，她说，“03年我真的很漂亮，但现在我老了”。她反复地说这句话。她说以前她美到了在大门口一站，马上有人打听她是谁，还有黑社会的人物跑来与她搭话，“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他们都骑自行车来，装清纯。”讲完往事她把化妆师的助理叫来，指着他的双眼皮告诉化妆师：“要贴双眼皮贴——效果就要他那样”。她不许别人碰她长到臀部的头发，说那是她的宝贝，“毛戈平给我做造型，非要我剪掉头发，我就不。”她看着杂志上的范冰冰说，你们看她的眼妆化得多好，又大又有神。 

最令她愤怒的事情，是媒体把她的素颜照拿出来，跟其他女明星由专业摄影师拍摄又调整过的照片去比。“我的硬伤就是没有专业团队为我包装”，她悻悻地说。 

吃着韭菜猪肉馅的饺子，史恒侠还没卸妆的脸红白分明，化妆品盖住了因工作太忙而熬出来的痘痘。她垂下眼皮，小扇子一样的假睫毛在脸上留下阴影，她说，“现在我觉得自己老了，我被打击坏了”。 

史恒侠生于1977年7月，家里有三个孩子，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到今天还依然生活在陕西武功县史家村。她说有媒体去过史家村，想挖她父母的料，可是没找到。“我父母都是先进工作者”，她说，“我从小爱好文艺，文笔又好，但家教很严，不然，像我这样胸大屁股大的女孩很容易学坏的，怎么会有我这么正派的脸？我高中时可瞧不起演员了，觉得她们都不正派”。现在，父母希望她找个“正当职业”，在北京立住脚。她低下头看着碟子，“我父母说不想看到我一个人在北京把自己弄得那么消沉”。她腿上还有那次车祸留下的一条很大的伤疤，她不太愿意提起过去，尤其是父母。她的头很久没抬起来，旁人也没什么话好说，只好默默再夹给她一个饺子。 

她说自己现在没有男朋友。她喜欢的男人要有才气，必须配得上她的才艺，“谈恋爱会把对方的缺点扩大，就像白纸上的黑点”，她“还在等待能真正相互欣赏的人”。 

她认为李宇春很漂亮。提到罗玉凤，她有点愤怒，“我跟罗玉凤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她没有素质，爱说脏话，不用公众人物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从来不说脏话。”她给罗玉凤的建议是，“既然把自己夸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该好好提升自己”。 

她说，现在的媒体为了吸引注意力，什么都可以干。“我什么背景也没有，我最好欺负。”史恒侠的第二个寓言是这样的：“一帮一无所有的乞丐生活在一起，他们根本想不到要去找富翁的麻烦。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个乞丐在垃圾堆里拣到了一个钱包，于是他成了所有乞丐的敌人。”她并没有说自己就是那个乞丐。她只是说“其实我从没做过一件坏事”。她还说有人告诉她，如果在国外，“你会比Lady Gaga更红”。 

当摄影师放起激越的歌曲，她穿上一件白衬衫，尽职尽责地跳了一段自创的舞蹈——摄影师说，不好用。镜头前她的姿势和表情很系统，稍不注意就会折出经典的S型，眉眼也持续地凶悍着，像是对观望者的某种警告，哪怕是她努力摆出性感姿态时，也是如此。人们要她“放松点”，她有点尴尬地笑了，五官马上放得很松，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拍摄结束她忧心忡忡地问，是不是比起你们拍的其他女明星来，我是最不漂亮的？ 

“拍电影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尝到滋味就咽下去了”。她在宁瀛的电影《A面B面》里演出一帮精神病人中唯一的一个正常人，所有戏份拍摄用了两天。“跑来跑去做宣传真的很累”，她说这几天就是休息，接下来会有一个MTV的拍摄和游戏歌曲演唱。顿了一下，她说，你们杂志拍过我也采访过我，“不过后来没用”。